摘要：大同市蕉山乡殷家庄古村落是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村内现存一座古堡和大量清代民居。古堡建于明嘉靖年间，从史料记载和现今遗存分析，其应当为一座民堡。堡内民居中的马家宅院，因其“七星九连环”的独特布局而区别于晋北其他民居，考其背后原因，应当受到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影响。古堡和“七星连环院”共同造就了殷家庄古村落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殷家庄；古堡；马家宅院；北斗信仰
殷家庄村位于大同市广灵县蕉山乡，因其村内现存明清民居建筑群，被列入中国第四批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村内古堡及堡内清代民居。古堡为明代修建，堡内清代民居保存较为完好，其中马家宅院尤具特色，呈北斗七星状分布，被称为“七星九连环院”。目前关于殷家庄古堡及“七星九连环院”的介绍多见诸于新闻媒体和游客的报道与记载中，[参见崔莉英：《大同古村落（下）》，《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年第8期；王铁英：《山西省传统村落的传统资源分类研究》，《文物世界》年第1期。]且均为对现存遗迹的描述，缺乏对其背后历史的深度挖掘和认知。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结合史料，将殷家庄古堡及“七星九连环院”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尝试深入发掘其的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元素，以期对当地的文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有所裨益。
一
概况
殷家庄村位于广灵县城东北15公里，由老村和新村组成，老村居于村中央，由一座古堡围绕清代民居组成，约占整个村落的三分之一[崔莉英：《大同古村落（下）》，《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年第8期，第53、54页。]，新村围绕老村而建。村落的特色为一座明代古堡和清代的马家宅院。
1、古堡
古堡呈方形，南北长米，东西长米，南堡门（图1）和四面堡墙保存较完好。堡门前有一照壁，门砖券拱顶，眉额上书：“大明嘉靖癸卯年始建”、“大清咸丰甲寅年重修”，背面门首匾额上刻有“殷家庄”、“北堡”和“壬戌门”，两扇堡门在清咸丰年间包铁，上镌钉“天下太平”四字。
图1殷家庄堡堡门
由堡门进入为堡内主干道，南北向，以此为分界线，将堡内民居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院墙为砖筑，东侧院墙多为泥筑。两侧院落内的明清民居绝大部分保存完好，共计7处、房屋92间、门楼7座,便门11座,影壁3座,占地面积平方米。院落坐北朝南，一进或者两进院落居多。院落布局多样,可分为连环套院型、里外套院型和四合院三种。房屋全部为砖木结构,青条基石,白灰青砖墙体,合瓦屋面,屋顶起吻兽,门楼精雕细作。除现存可见堡内民居之外，据村民介绍，古堡四角曾筑有角楼（现已不存），古堡正北曾有“真武庙”（现已不存），堡门外东侧有坐北朝南的七佛寺（现已不存）和戏台。
2、马家宅院
马家宅院即“七星九连环院”，位于堡内南北大道的西侧（图2）。院落布局为连环套院，整个院落共向外开四门，其中三门南向而开，西侧院一门西向而开。宅院最东面的四座正房组成了北斗七星中斗身的四星，其余院落的正房组成斗柄。斗身部分的院落为两座两进院落串联而成，院门位于两院落南侧正中，院门向里正对一影壁，两侧分别为通向左右两院的垂花门。两进院落的正房和倒座为卷棚歇山顶，东西厢房为单坡顶，门窗开向院内。两进院落间通过正房与厢房之间的月亮门连通。
图2马家宅院（摘自《大同晚报》）
与晋北地区的明清民居相比较，马家宅院规模并非最大，院落只有一进或两进，不过其独特的布局方式让其在晋北乃至山西明清民居中独树一帜，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有甘肃天水石作瑞故居与其类似。[《走进秦州——石作瑞故居》，《天水晚报》年7月18日，第14版。]
二
古堡和民居
作为整个村落最富有特色的两处建筑，人们对其认识却仅停留在现存可见的遗迹上，如古堡的规模和宅院布局等等，但对其性质、功能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却知之甚少，笔者将在下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
1、古堡的性质和功能
“堡”这种建筑的出现，都与*事防御有关。明代为抵御北方蒙古*南下，在北边境修筑内外长城，在长城沿线修筑规模不等的堡寨(图3)，现今在大同地区有诸多以“堡、寨、营”等命名的村镇，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在历史时期的功能。据统计，明代大同府境内的堡寨多大座，为晋北之首。[杨瑾：《晋北堡寨与明至清初边地社会变迁》，山西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图2-2。]大同境内现存比较完好的古堡遗址，大多数为明代修建，且尤以嘉靖年间数量最多，[王鹏龙，刘晋萍：《河北蔚县古堡与庙宇：民间演剧的空间阐释》，《戏曲艺术》年第3期，第45页。笔者按：该文虽介绍的是明代蔚州古堡的情况，但明代广灵隶属大同府蔚州，因此用于说明广灵的情况也是合理的。]殷家庄堡即为此时修建。堡有*堡和民堡之分，*堡指“由国家出资兴建、按照一定*事等级和*事制度设立的保疆卫国的屯兵城”，又称官堡；而民堡则为“村民自发修建，用于抵御土匪、倭寇和地方劫掠的堡”，又称村堡。[李严，张玉坤：《明长城*堡与明、清村堡的比较研究》，《新建筑》年第1期，第36页。]
笔者认为殷家庄堡应为民堡。理由如下：（1）从其地理位置来说，在整个晋北的明长城防御体系中，广灵离长城边墙较远，属于“内地”，在长城防御系统中也只属于“所”一级，[邓巍：《明清时期山西古村镇演化机制及形态特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7页。]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广灵）系腹里，乃浑、蔚适中之地……盖邑小民贫，非虏所垂涎故也”，[（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年影印明万历本。]因此广灵并非像长城沿线一样有建立*堡的需求，且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广灵城”一图中（图4），也并未标注出殷家庄堡。（2）从建筑时间来看，古堡建*靖二十二年（），在此前后的二十年间，明朝建立了诸多*堡，但是也有不少*堡改为民堡的状况，且改为民堡的*堡均远离长城沿线，[该结论以《晋北堡寨与明至清初边地社会变迁》附录《晋北各府州县堡寨列表》为基础统计，后来改为民堡的官堡大多靠内地，比如大同许家堡、右玉红土堡等，详情参见杨瑾：《晋北堡寨与明至清初边地社会变迁》，山西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7——66页。]在诸多*堡改为民堡的时刻修建，殷家庄古堡应当在修建之时就是民堡。（3）清乾隆郭磊《广灵县志》中明确记载了广灵县辖区内的官堡、寨、铺等，其中官堡有焦山、南村、百家瞳、平水城，并未见殷家庄。[（清）郭磊：《广灵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年影印清乾隆十九年刊本，第44、45页。]但其时应当有诸多明代或更早之前留下的、且清代并未废弃的堡（如殷家庄堡、晏子堡），县志中并未记载，唯一合理的解释即为当时广灵县境内堡太多，于是只记录官堡。
尽管殷家庄堡为一座民堡，但在当时看来其应为中等规模，古堡南北长米，东西长米，虽不如长城边墙附近的得胜堡规模宏大（南北长米，东西长米），但相比广灵县现存明晏子堡（南北宽80米，东西长80米）规模要大的多。[刘建勇主编：《大同文物集萃》，太原：三晋出版社，年，第页。]堡门高大，堡北不见堡门，而是修建“真武庙”。堡内布局简单，南北向大街将村落分为东西两部分，跟大部分*堡布局相同。[杨瑾：《晋北堡寨与明至清初边地社会变迁》，山西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殷家庄堡修建完成之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北虏入寇，由宣府膳房堡入，遂掠顺圣东西城、蔚州、广灵、灵丘、广昌县，破三家村、杀戮几尽”[（明）王士埼：《三云筹俎考》，台北：华文书局，年影印明万历本，第页，]，殷家庄堡便可用于防御。除了防御南下的蒙古*外，亦可用于防御附近矿盗[（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年影印明万历本。]。
图3明代大同府长城和堡寨分布图（摘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4万历三十一年广灵城图（摘自[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万历刻本）
清代的殷家庄古堡，防御功能仍旧存在[清乾隆《广灵县志》在提到“寨”和“洞”这两个基层组织时云：“以上诸寨洞居民预设木器柴薪，预警各携老幼，裹粮登避。”说明当时还是有一些紧急情况需要村民自行防御的。参见（清）郭磊：《广灵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年影印清乾隆十九年刊本，第49页。]，但与明代相比，防御功能已经减弱，而逐渐成为“村堡结合”的“具有区域性和普遍性的‘生活社区’”[王鹏龙，刘晋萍：《河北蔚县古堡与庙宇：民间演剧的空间阐释》，《戏曲艺术》，年第3期，第45页。]。殷家庄堡南门外东侧有一戏台和七佛寺（现已不存）相对而立。据考证，戏台的普遍出现发生在清中叶，一般是为了酬神而建[同上，第47页。]。戏台、佛寺与古堡和堡内民居组合成为当时人们生存的固定空间，古堡作为这一空间的物理界限而存在。同时，古堡也是这一空间内的居民精神安全的象征，咸丰年间包铁的两扇堡门上镌钉的“天下太平”四个字是最好的证明。
2、马家宅院布局内涵浅析
坐落在古堡内的马家宅院以其独特的“七星九连环”布局而为人所瞩目，其布局何以形成？背后蕴含怎样的内涵？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有关。
“北斗信仰”是由古人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发展而来的原始信仰。在生产力水平尚低的古代，人们通过天象、星辰来指导生产、占卜凶吉。在长期观察天象的过程中，人们依靠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运行规律判定方位、确定时令，进而逐步将其神话。据研究，北斗七星可能于万年前就被追捧为天神了。[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11月，第98页。]此后北斗信仰的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并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轨迹：史前孕育、商周萌芽、秦汉成熟、魏晋南北朝转型、隋唐宋明兴盛、清代以降衰落。[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Ⅰ、Ⅱ、Ⅲ页。]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北斗七星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它既主宰着生杀大权，也可以用来压胜、趋吉避凶，它还是帝王德*的象征。[参见卜祥伟：《早期北斗信仰及其道教划探微》，《江汉论坛》年第7期；孙克诚：《天人感应：中国文化视域中的北斗星》，《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陈春红：《古代建筑与天文学》，天津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也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影响到了中国古代*治、宗教、文化、医学、丧葬等各个方面。[对这几方面的影响，参见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卜祥伟：《早期北斗信仰及其道教划探微》，《江汉论坛》年第7期；陈陗，沈澍农：《楼兰出土文书所见“北斗主创”相关再考——兼论北斗信仰在古代医学中的应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年第3期。]
北斗信仰在建筑方面的影响由来已久，古人在建筑设计时遵循“象天法地”的思想，[陈春红：《古代建筑与天文学》，天津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0页。]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诸多融合北斗信仰的墓葬和建筑。据史料记载和考古调查，墓葬中的北斗七星元素最多，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年前，一直持续到辽金时期。[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除此之外，古建筑中也有诸多与北斗七星相关的元素，汉长安城、东晋温州城[陈喜波，李晓波：《中国古代城市的天文学思想》，《文物世界》年第1期，第62、63页。]、西夏王陵[陈春红：《古代建筑与天文学》，天津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页。]、明南京城、明孝陵的布局都与北斗七星有关，它们多按北斗七星状排列，“以期获得上天庇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页。]除了古墓葬和建筑之外，在一些古村落景观中也可以看到北斗信仰的影子，例如湖北*石阳新县玉堍村（其存在不晚于明代）呈北斗七星状分布[郭亚成：《鄂东南地区村落变迁与发展——以阳新、通山、崇阳县域村落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贵州石阡县楼上村的“七星古枫树”（明代），七棵树按照北斗七星状排列[胡瑞波，尹帮锋，冉杭飞，徐人平：《历史文化名村楼上村特色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湖南包装》年第3期，第75页。]。
殷家庄马家宅院的“七星九连环”布局，与甘肃天水石作瑞故居的北斗七星布局，在现存清代民居布局中是极为罕见的。如前文所述，清代北斗信仰发展进入衰落期，在现存的考古遗存中，北斗信仰只在斗姆庙和少数墓葬中存在。[斗姆庙为道教庙宇，庙中敬奉的神为斗姆，又称斗亩或者斗姥，为北斗七星之母，是生化万物、法力无穷的大神。极少数的清代墓葬或葬俗中，保留有北斗信仰的痕迹，详情参见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4——97、——页。明清时期的建筑魁星楼所祭祀的魁星，通常认为是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它们被认为是主导文章兴衰的星宿，虽然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北斗崇拜，但很显然与前期的北斗崇拜不同，是科举兴盛的产物。]这两处民居是仅有的北斗信仰在建筑层面的体现，相比殷家庄马家宅院，天水石作瑞故居中5号院的伏羲“八卦九宫”布局或许可以作为该建筑“象天法地”的又一佐证[石作瑞故居5号院最为特别,它以伏羲“八卦九宫图”形制构建。全院采用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合围起来的四合院,东西房均为明三暗二间,南北厢房也为明三暗二间,四大角又设四角门。四面房再加四角门,寓意四面八方,八个方位再加上一个中心,即寓意“八卦九宫”内涵。全院除东西南北门外,四大角又设四角门,四角门内又含四暗门,即形成“明八暗十二”设门的特点,其“明八暗十二”属九宫八卦、河图洛书大衍数。该院周长55尺,正好是1、3、5、7、9七个阳数与2、4、6、8、10五个阴数相加的总和,暗含伏羲八卦中的天、地大衍55之数。6号院正庭屋顶上还装饰过“伏羲八卦太极图”(此物已遗失),此图与伏羲庙太昊宫八卦图相似。来源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