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以后，上海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淫伶”奸拐绅妾案的报道。李春来案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宗，此案由广肇公所出面公诉，且几度引发中外交涉。还原案件始末发现，对李春来的指控实属蓄意构陷，久已存在的严惩淫伶舆论是该案被以虚做实的重要推力。晚清上海频发的“淫伶”案本质并非奸案，而是其他社会群体对伶人的污名化，是社会内部冲突与竞争的表现。伶人实际身份地位的变动与近代集团力量的兴起导致了这种竞争，典型体现在与工商学等界相提并论的“伶界”一词的诞生。伶人积极应对“淫伶”案，包括聘请洋律师，利用租界权力格局引来西人干涉等措施，也说明该群体已不再处于清代法律制度安排下的被支配地位。本文转载自《学术月刊》年第4期，注释从略。
李春来《花蝴蝶》剧照“淫伶”是晚清上海报刊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最先被冠以“淫伶”之称的是留春戏园名花旦万盏灯，因“诱拐”商人叶浩安之妾被控上会审公廨。“淫伶”成为社会热点始于年3月至5月间发生的高彩云案。高伶乃天仙戏园的名花旦，被控强占怡和洋行买办金清镳之妾，并持刀向金恐吓，最终被解省讯办，判监禁长洲县内监十年。时《新闻报》《申报》《游戏报》等对此案皆有报道及讨论，并纷纷以“淫伶”“淫凶”来形容高彩云。尽管惩罚不可谓不严，高案之后，此类“淫伶”案却不减反增。
年5月间，曾在天福等戏园搭班的霍春祥以“蛊惑良妇”被某绅所控，最后被判关押吴县流氓公所十年。霍案发生后不久，又有春仙戏园秦腔花旦灵芝草（丁剑秋）被控拐逃苏商祝承桂之妾。丁案亦被移送至上海县署审理，在被羁押两个多月，患病且无法供出祝妾下落的情形下，丁剑秋被判“解回天津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不得私行来沪”。丁伶被遣送回籍的第三年，又有沪上名青衫郭秀华之子、名旦郭蝶仙，天仙戏园后台老板赵嵩绶之子、名武生赵小廉被控拐逃候补道冯翰之妾，“郭枷号二礼拜，游行租界示众，期满押捕房二个月，逐出租界”，“赵咎难辞，从宽判发押捕房两礼拜”。
紧接着郭赵“拐逃”冯妾案发生的，是轰动租界一时的李春来案。名武生李春来的被控情由与前数起案件类似，特殊之处在于，此案的原告并非受害人或其亲族，而是粤人在沪的同乡组织广肇公所。其次，此案虽系“华人控告华人”的犯奸案，但审理过程中却引发了数次中外交涉，一度还有卷宗移送外务部，将由北京方面审理的传言。《申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等几大日报对该案进行了密集的追踪报道，《文汇西报》（TheShanghaiMercury）、《上海泰晤士报》（TheShanghaiTimes）、《字林西报》（TheNorth-ChinaDailyNews）等以寓沪侨民为主要读者群的外文报纸亦对此案投以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