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原名陈绍禹，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经常出现。王明有个妹妹叫陈映民，后来改名王营。相比起“显赫”的哥哥，她的人生则要黯淡、曲折得多。
王营不仅没能沾到哥哥的光，反而因他遭受了不少委屈。不过晚年她却在回忆文章中却说：“我这个昔日的童养媳，现在正过着幸福的晚年。”这是因为中央帮她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
王明
出生7天便成了童养媳
王营年出生于安徽六安金家寨，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金家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解放前特别穷困，王营的父母都没有固定职业，加上家中已经有5个孩子，实在难以负担。王营出生仅7天就被送到一户姓吕的人家当童养媳。
吕家也很穷，全家11口人，靠给地主种地糊口，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童年时期的王营经常遭受饥饿折磨，好在吕家对她不错，给了她家的温暖。在王营记忆里，丈夫吕绍文“勤劳朴实、沉默寡言、温良敦厚”。
年，国共合作开始北伐以后，革命思潮席卷中国大地。金家寨一带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异常尖锐，加上这里又处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军阀统治相对薄弱。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爆发。
吕家的几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在丈夫的带领下，王营也参加了当地农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王营性格活泼，口才也不错，农会的领导让她当妇女代表。但王营没上过学更不认识字，连忙推脱。
农会领导告诉她：“没关系，大家都不认识字，以后在工作中慢慢学。”王营接下了这份工作，常去各个村庄宣传穷人要翻身、男女平等等进步思想，发动妇女们参加革命。
可惜好景不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老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大别山区也是阴风阵阵，地主、劣绅卷土重来，疯狂杀害农会干部。
为了反抗反动势力，大别山地区的农民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在鄂东建立根据地。年5月，商南立夏节暴动，在豫东南开辟出一块根据地。11月，六安、霍山的农民起义也成燎原之势，发展成皖西根据地。
红军第32师攻占金家寨时，王营刚刚生下儿子吕美成，她无法去前线支援，只能在后方发动妇女为红军做军鞋、洗衣服，照顾红军伤病员。还带着游击队员去侦察敌人民团据点的情况。
与王营一起工作的少先队长叫皮定均（也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开国中将），一天他们发现了从金家寨逃走的敌人民团头子行踪，并及时报告给游击队。这个作恶多端的民团头子最终被游击队处决。不久，皮定均介绍王营加入少先队。
王明全家福
向西转移丢了孩子
年4月，中央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鄂东、豫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周恩来还派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徐向等人前到边区担任红一军军长、副军长，增强了边区军事指挥力量。
在许继慎、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连战连捷，打破了敌人数次“围剿”，使鄂豫皖边区有了很大发展。到年6月，原来只有多人的红一军发展成红四方面军，下辖2个军4.5万余人。
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平方千米，人口达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六大苏区之一。金家寨成了鄂豫皖苏区军政中心。
鄂豫皖苏区的壮大，自然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年5月，老蒋调集30万大军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进攻，还下令谁先攻下苏区中心金家寨，此地便改为县并用占领者名字命名。
9月上旬，卫立煌一马当先进占金家寨，以后该地便改为“立煌县”。直到年，刘邓大军解放金家寨后才改回原名。
由于张国焘推行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使得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主力部队被迫向外线转移。
当时王营夫妇已经被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是战斗人员要在前线打仗，王营只能独自带着孩子跟在队伍里面。师长陈赓看她很辛苦，医院的队伍，以便沿途有人帮助照应。
但进入鄂东北后，情况更加严重，部队只能加紧行动。由于孩子拖累，一天晚上王营掉队了，怎么也追赶不上部队，只能跟着“跑反队”一起行动。
“跑反队”里大多是想参加红军的老百姓。部队转移时，他们紧紧跟随，赶不走驱不散累不垮，争着要当红军。这只甩不掉的尾巴，被部队上的同志戏称为“跑反队”。
跑反队里有个女孩名叫林月琴（后来嫁给了罗荣桓元帅），她曾在王营姐姐陈觉民办的女子学校学习，认出王营后对她非常照顾。一路上大家都帮忙照顾孩子，有的帮忙换洗尿布，有的帮忙去老乡家要些吃的。
有的老乡看到“跑反队”里还有个孩子，觉得很可怜，劝她们把孩子留下。大家都不同意，她们决定不管再苦再累，也要抚养好这个孩子。
可走到湖北境内时，孩子还是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丢了。时隔数十年，林月琴仍对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由于一路奔波大家都非疲惫，抱着个孩子就像抱了一个铁块，只能一个传一个轮流替换。这时一个农民打扮的老汉说：“你们都抱累了，我帮你们抱抱吧！”
他从一个妇女手里接个孩子便快速地向前方走去，大家渐渐追不上他。到了宿营地后，却始终找不到这个老汉。大家这才意识到，孩子丢了，于是分头去找，但没能找到。
王营急得大哭，但却丝毫没有办法，敌人就紧跟在身后，休息一会就必须立即出发，否则就会成为俘虏。林月琴只能安慰她：“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无可奈何的王营只能忍痛跟着部队继续行军。一直到年底，部队辗转到达川北的巴州，王营才遇到丈夫，这时吕绍文已经是营级干部了。
王营禁不住流出委屈的泪水，哭着告诉丈夫：“孩子丢了!”
吕绍文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安慰妻子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等我们打败敌人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一定能找回孩子的。”
匆匆说了几句话后，两人再次分开，由于一个在前方作战，一个在后方工作，两人要见一面非常困难。
林月琴
长征途中丈夫牺牲
红四方面在川北迎来了较大发展，接连打破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兵力最高时达8万余人。
在年6月召开的川陕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上，王营当选为常委，还被任命为妇女部副部长。
当时的川北，男人们大多吸鸦片成瘾无法劳动，家庭责任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了折磨和压迫，强烈渴望解放。
妇女部的任务便是把她们组织起来，她们成立了工妇协会，会员发展到30多万人，妇女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在王营等人的发动下，这些妇女参加了支援前线作战的工作中来，为后勤保障做出了很大贡献。
巴山女红军（剧照）
年10月，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开始了长征。年6月，红一方面军辗转进入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决定共同北上川陕甘。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减员严重，而红四方面军实力雄厚，野心膨胀张国焘不仅借此向中央要权，还千方百计反对北上战略。尽管中央一再苦口婆心地做其工作，但行至途中他还是裹挟部队南下川康边。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敌人重兵围攻，难以立足，后来又不得不与长征北上的红2、6军团再次北上。与别的部队不同，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北上、南下再北上，三次过草地。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前面经过的部队把能吃的树皮都剥光了，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艰难程度可想而知，8万多人的部队长征结束后仅剩3万余人。
王营作为一名普通干部自然难以得知高层的想法，只能听从命令跟着部队来回奔走。好不容易结束长征，其他同志陆续赶来，王营却始终没有等到自己的丈夫。她四处打听也无毫无消息，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部队并没有留给她太多思考时间，红四方面军结束长征后又马不停蹄地组织西路军，执行西征新疆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王营被编入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二营担任第五连指导员，开始西征。
王营日日夜夜都在盼着丈夫的消息，直到年老家来信通知她回去领烈士证，她才确切地知道丈夫牺牲了。早在年，吕绍文便牺牲在甘肃境内的一次战斗中，他的两个弟弟吕绍武、吕绍全也相继牺牲。
妇女独立团（剧照）
西征时成了马家军俘虏
妇女团跟随西路军历经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在高台和临泽战斗中西路军失利被迫突围。妇女团团长王泉媛主动担负阻敌任务，带领一营掩总供给部、医院突围。
王营则随二营向倪家营子撤退，他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渴了只能随手抓一把雪充饥。比起敌人的凶残，西北大漠中呼啸的寒风同样让他们苦不堪言。
在随后的倪家营子、梨园口等战斗中，西路军再次遭到重创。妇女团建制已经完全混乱，战至弹尽粮绝之后，王营等女战士也成了马家军的俘虏。
残忍的马家军让被俘的红军女战士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她们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分配给马家军做奴仆和妻妾，有的受尽酷刑被迫自杀……个别人幸运地逃离虎口后，却无法回到部队中，只能四处漂泊。
王营被押往青海西宁分配到一个被服厂里做苦工，在马家军严密监视下从事高强度劳动，只要稍不服从便会遭到一顿毒打，每天吃的是发霉的面食和菜叶子汤。曾在被服厂工作的女红军张茶清后来回忆说：
马匪军把我们当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鬟。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在敌人的魔窟里，女红军们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的摧残。唯一幸运的是，王营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没人知道她就是王明的亲妹妹，否则马家军绝不会轻易放过她。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被折磨了几个月后，王营认识了马步芳身边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司机，在他的帮助下最终逃离魔窟。
女红军
中央帮她实现了愿望
年11月，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王明从苏联回国，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分别多年，得知消息的家人立即赶往武汉与他团聚。
考虑到王营曾担任过川陕省委常委和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原本打算让她留在武汉工作。但王营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没有文化，难以适应城市工作，要求去延安学习。
王营到达延安之际，正值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叛变，她将陈映民的名字改为王营，以示与张国焘划清界限。但不幸的是，此举后来被视为她坚定地追随哥哥王明的路线。
在延安，王营始终从事着极为普通的工作。年末她随部队南下扎根重庆，解放后仍然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到年离休时，她的职务只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
王营是参加过长征和西征的老红军，按资历她完全可以获得更高的职务。王营已经习惯平凡宁静的生活，毫无怨言。动荡年代，因为哥哥的缘故，王营遭受了不少委屈和不公。这些她也都默默忍受下来了。
晚年的王营，经常独自坐在家中，倍感孤寂。她时常想起在长征和西征途中所经历的苦难，尤其是想起那个三岁就被弄丢了的儿子，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喊出儿子的名字，自言自语地问道：“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难以忍受相思之苦的王营，鼓起勇气给当年辗转途中各级地方政府去信，可是这些信都石沉大海。
无奈之下她只能向在天津工作的弟弟陈绍炜哭诉：“别人的孩子丢了都能找回，为什么我的儿子就找不到呢？你能不能帮姐姐想想办法，向组织求助，让我有生之年能再次看到自己骨肉。”
右二为王营
陈绍炜理解姐姐的思子之痛，他赴北京工作时找到中央办公厅汇报了该事情。陈绍炜原本对这个请求不抱太大希望，但中央有关领导知道情况后，却很快作出指示：“既然是红军的后代，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这一指示便被传达到地方，不久河南息县便传来好消息，孩子找到了。
原来孩子被息县白土店乡一户姓刘的人家收养了，改名刘德荣。14岁那年他悄悄离家出走，遇到了刘邓大军，要求参军。刘德荣年纪太小，部队一开始不愿要他。但他一直跟着部队，说什么也不肯走，上级只能答应让他当通讯员。
解放后，刘德荣曾在武汉、南京等地工作。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四次大裁军。已经担任连长的刘德荣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放弃职务，回到息县农村，支援农村建设。
当母子再次再次聚首时，吕美成已经46岁。虽然时间有些晚，但却了却了王营一生最大的心愿，也是对烈士吕绍文最大的慰藉。
此后，组织不断派人去看望王营，帮她解决生活困难，扫除了在王营身上笼罩了大半辈子的阴云。所以她才在回忆文章中说：“我这个昔日的童养媳，现在正过着幸福的晚年。”
红军纪念馆
尾声：
王营的一生极其平凡，在革命生涯中也未创造过“丰功伟绩”，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真实写照。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并非每个人都会成为大英雄，在革命的道路上更多人只是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鲜血和青春。
他们坚持革命并非为了个人获得更好的回报，而是让这个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从金寨走到西宁，一路披荆斩棘，从中也可以看到王营有着极为坚定的信仰。
王营特殊之处在于她是一个曾经“显赫”过的历史人物的妹妹，但她却没能因这个身份沾光，反而遭受了不少委屈。当社会重新走上正轨以后，组织实事求是地将她和哥哥区分开来，帮她找回了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照。
这便是对一个革命者最好的回报。